■ 本报记者 张明敏

    “7.21暴雨”过后，北京市两支心理救援专业力量安定医院和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分别组织人员赴门头沟和房山区进行心理干预。

    近几年，国内自然灾害频发，从“5.12”大地震之后心理干预逐渐被推到了与灾后物质救援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汶川地震后，一度也有过这样的画面——参与救灾的医生由于心理压力过大而产生恐惧低落情绪，原本为受灾群众做心理辅导的志愿者们却失声痛哭，灾难中的幸存者却在面对亲人不在的新家时选择了轻生……心理问题并不仅限于出现在自然灾害之后，城市中也时有年轻的生命因不堪生活压力而自杀等一系列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心理干预工作已经成为迫切需求。那么，由什么人来做心理干预？心理干预何时进行？心理医疗团队除了面对突发性事件和灾害做出反应，是否应深入日常生活？这些问题都需要逐个回答。而现实表明，建立一个与我国现行人口结构相适应的心理干预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对暴雨后心理救援开始

    一场61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后，“冲断”的道路已恢复通车、冲垮的房屋也正在重建，但亲历者心灵上的创伤该如何修复？

    8月1日，北京市启动一级心理援助预案，由18名具备汶川、海地地震等灾害救援经验的医疗专家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队对房山区进行了全面筛查，共发现32名亲历暴雨后产生严重心理应激反应者，并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救援。

    据了解，这是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队伍首次执行大规模心理援助任务，北京市卫生部门对全市精神科医生和相关工作者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技能特训，建立心理救援力量“储备库”。

    “我认为这是心理干预真正从国家层面开始重视起来，北京可以牵头先建立，然后是上海、广州，再其他城市。希望今后全国能形成一张网，心理干预专家力量各地分布均匀，这样哪有灾害发生，随时都能有心理干预治疗专家出现，这当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常委、临床心理学博士唐海波说。

    作为北京市精神专家组组长，杨甫德同时也担任着这次市心理救援力量“储备库”筹建人。他认为，心理救援是一个领域也是一个专业，精神科医生具备精神卫生技能，但是他不一定具备其他科目的治疗能力，所以综合医院医生也需要在参与急救、防疫时掌握些心理学的知识。另外，社区民警、119这些特殊人群，他们在接触受灾人群时候也需要掌握些心理学知识。

    北京市心理救援“储备库”准备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心理救援的主体人员特训（精神科医生、社区医生），第二个阶段，综合医院医生和门诊医生，第三个阶段是社区民警、119特殊人群。

    谁来进行干预？

    据有关资料表明，国外每万人口中有精神心理治疗师10个，而我国只有1.46个，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国外心理疾病治疗往往是有一个治疗团队，里面分有心理治疗师、康复师等。

    杨甫德说：“国外像心理治疗师、康复师、职业治疗师这样的专业性、针对性较强的医疗团队成员类别，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尤其是这些人平时还会做精神健康方面的宣传，做突发事件之后的心理救援。”

    “人员不是一个相对专职的队伍，毕福剑事件现在可以提供心理援助的人员最大群体还是来自精神卫生工作的从业人员，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咨询技术的人员、有心理咨询证书的人员，剩下就是受过一定培训能够提供基本的心理咨询服务的社会志愿者，但这些人群都不专业，专业人才我们还是很匮乏。”杨甫德继续说。

    而唐海波则认为多些基层心理咨询师也是好事。

    “当然，就现阶段来说，我国在心理干预专家力量严重不足情况下，多些具有‘心理咨询师’认证的从业者和相关接受过心理培训的志愿者，也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先将心理干预从业者基数加大，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心理干预专家。大灾面前，面对众多需要心理干预的患者，心理干预专家数量严重不足，有过简单心理干预培训的志愿者和具有‘心理咨询师’认证的从业者此时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唐海波说。

    怎样有效干预？

    大灾面前，我们应该如何积极、有序、高效地进行心理救援呢？

    北京师范大学张秀兰教授认为，大灾面前的心理干预服务应该是专业的服务，将灾后需求和供给有效、有序地衔接，才是保证心理干预成功的良好条件。政府、社会团体、NGO应该做到信息共享、有序协作，发挥各自所长，有针对性、目标性来进行心理干预救治。

    “灾害过后最大混乱就是无序，5.12汶川地震和7.21北京水灾都是如此，大家参与救灾热情积极性都很高，总想去出把力，但是救治灾民不是抢着献爱心，需要了解当地信息，做到有的放矢。”张秀兰说。

    灾后干预两种模式：一是灾后通过专业心理干预师进行干预，这一般都是家中有亲人离世才会采用；二是灾后社会心理重建，这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方式，相互体会、共渡难关。要以不同群体、不同阶段，以及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来进行心理干预活动。

    而国外的心理干预比我国要早很多。“灾害发生时资源都非常有限，应该将最有效的资源用到最紧急的体系上，所以国外越是重大灾难，越是要从宏观层面统一协调、指挥、决策、行动，对比之，我国很多时候会有多头管理，各部门分别派人，容易产生混乱。我们要通过一种合理的管理体系来更好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另外，在技术方案上应该更加明确定调。救援应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也可以，但重大灾害靠自下而上会混乱，靠自上而下会有序。”杨甫德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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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心理疾病患者约1.7亿

    临床心理学博士唐海波说：“早期中国卫生部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就有报告指出，中国精神疾病患者超过1亿。在数量如此庞大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什么是精神疾病？”

    目前，精神疾病分成三大类，一类严重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第二类，像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怖症都叫做轻型精神障碍，第三类叫做心理行为问题的人，例如失眠、短暂情绪问题。第三类人群所占比重相当大。

    根据官方数据，现我国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人群约在1.7亿左右，这里面1%左右是严重精神障碍、16%左右是轻型精神障碍，这部分为疾病人群，都是需要积极干预和治疗，另外80%多是普通人群，也就是第三类心理行为问题病人。

    “当前条件下，公众对于心理疾病的知晓率低（心理疾病不是病）、就诊率低（医院不设相关科室）、识别率低（不知道有心理疾病）、治疗率低（院方医疗条件有限），这四低无疑延误了心理疾病患者就诊时间，增加了心理病患者数量。”北京市精神专家组组长、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院长杨甫德说。

参与这项研究的志愿者潘乔20岁时中风，导致身体大部分瘫痪，只能发出呻吟和咕哝声，无法说出清晰的单词和句子。潘乔30多岁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外科医生爱德华·张与其合作，研究中风对大脑的持久影响。在2021年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张的团队通过手术将电极植入潘乔脑皮层以记录神经活动，并将其翻译成屏幕上的单词。

    生命热线使7000人次放弃自杀

    自杀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列为最严重的心理疾病，各国都在建立预防自杀机制，培训心理干预专家进行有效干预，使自杀者放弃轻生念头，重获新生。

    中国自杀率并不低，但是中国最严重心理疾病自杀的表征上与国外有着不同。

    “自杀率女性高于男性，这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特点。”杨甫德介绍，“全世界自杀率都是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就只有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且是农村女性自杀率最高，这和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亲情不够、精神卫生知识了解不够、抢救水平低、医疗救助可持续性较差等因素都有关系。”

    在北京，心理援助热线800-810-8117已经并且还在试图挽救许多有轻生念头的人。

    “热线2002年就开通了，在2011年6月18日被北京市卫生局正式批准成为北京心理援助热线。我们不收取来电者任何费用，全球有需求病友都可以拨打，现在热线有5条通路可以同时接通，心理干预专家24小时为病友服务，是一条纯公益热线。”杨甫德说。

    杨甫德向记者介绍，“原先只有20%接听率，现在上升到40%，这表明大众对心理健康需求增加，热线存在10年来，已接听17万多来电，使7000人次放弃自杀念头灵异事件录，被称为生命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