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后一名守灵人

二　半个小同乡(1)

三　半个小同乡(2)

四　一号问题(1)

五　一号问题(2)

六　一号问题(3)

七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1)

八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2)

最后一名守灵人  

　　是谁，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是谁，护理着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是她，孟锦云，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

　　孟锦云，对人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如果查查1976年9月13日的报纸，你可以在给毛主席守灵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找到。孟锦云，最后一名守灵人。她的知名度几乎是零。然而，就是她，却和一个伟人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度过了489个白天与夜晚。

　　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怎么会在毛泽东的晚年，来到他的身边？是偶然？是必然？是机遇？是有缘？

半个小同乡（1）

　　孟锦云，是个湖北姑娘，12岁就考入了空政歌舞团。还是少年时代的小孟，就已楚楚动人：身材颀长，皮肤白晰，容貌秀丽，特别是那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总像在诉说着什么。一眼看上去，她就是个舞蹈演员的好苗子。她被选进了舞蹈学员班。这是1959年的事情。 　　那时候，中南海的首长们，Ё常性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几乎每周有一两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军队文工团，从政治上比较可靠，每个团员都Ё过了一道道入伍的政审。从组织上，便于调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纪律严明。 　　空政歌舞团的一些舞蹈演员，经过了政治上、作风上、生活上的严格审查之后，可以进中南海，去完成陪首长跳舞的任务。 　　那时的小孟，只有14岁，按理是没有资格承担这样的任务的。去中南海跳舞的是些老同志，当然，所谓“老”，其实也不过只有二十几岁。但天长日久，这些老同志有的结了婚，有的要生孩子，再加上演出任务也重，因而领导经过请示批准之后，就决定带些小学员进去见习见习，熟悉熟悉，好接老同志的班，孟锦云就是被选中的小学员中的一个。 　　1963年4月的一天，当小孟听说让她去中南海“出任务”时，她的心禁不住怦怦地跳着，是紧张，是兴奋，还是胆怯，也许是这一切的综合吧！总之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以前经常看到一些老同志被车接走了，人们不敢打听。她们的去向，她们去执行的任务，她们回来之后，那种春风得意的样子，毕竟被人们猜到或听到了一些真情。 　　小孟终于也要加入这个令人羡慕的行列之中，她也可以去中南海了。 　　这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小孟和七八个文工团员早早地换好便服。6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她们挤挤挨挨地坐了过去，由北海那边驶向中南海。车上她们谁也不说什么，此时，她们不需要什么语言的交流。车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院出发，不一会儿就从北门进入了中南海。车停在一栋中国古典式的建筑物门口，她们下了车，被人带领着，脚步轻盈，匆匆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个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着“春藕斋”。她们走了进去，先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就是舞厅了。这时的舞厅里显得很安静，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着摆放茶点，小声地试放音乐。 　　小孟和几个女伴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此时显得轻松随便，她们之间还不时地小声谈论着什么。而新来的小孟却紧张，眼前的一切使她感到新奇，但又似乎和临来之前所想象的大相径庭。这里不是想象的水晶宫，也不是故宫里的金銮殿，这里是一个显得安谧、恬静的大厅，光线柔和，四周的沙发、软椅干净得一尘不染。这里的一切显得舒适，虽然是中国古典式的大厅，但内部的装修又是现代化的，白色帷幔几近垂地，闪着亮光的暗黄色的地板，镶嵌在墙上的造型各异的壁灯散发着柔和的光，有的像一串串葡萄，有的像美人鱼，有的又像火炬，有的像马蹄莲。小孟环视着，发现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这大概是乐队伴奏的地方吧？舞厅的左侧还有一个门与走廊相通。看着，等着，她的心稍稍平静了些。 　　7点多钟，文工团员们一阵骚动，有人起立，有人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朱老总首先来到，他步子迈得大而有力，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穿一件白布衬衣，灰色西装裤。他的脸色是黑红色的，他的一举一动仍保持着军人的风采，他哪里像个70多岁的老人！小孟跟着老同志迎上去，老同志把新来的小同志一一介绍给朱老总，这时小孟却一点也不紧张了，真奇怪。 　　不一会，刘少奇和王光美也来跳舞。他俩的舞步平稳而轻快，不像朱老总跳舞，朱老总的跳舞，简直像是在操练。 　　晚上10点多钟，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乐曲停止，舞步停驻，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从左侧那个红门稳步走入舞厅。小孟站在那里，痴痴地，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这就是毛主席？“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耳边突然响起了这首歌。毛泽东，就是眼前这个人吗？就是这个离自己不到两米远的人？他虽高大，但他也如凡人般地微笑着，向众人点头。他是领袖，他也来跳舞？这一切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的的确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毛主席来了，他的装束极为随便。自然，大概越是领袖，越不需要打扮吧，他本身的内容已足以使人注目了。只见他一身灰色中山装，并不笔挺，袖筒又肥又长，几乎遮手一半，特别是那条过分肥大的裤子，更显得宽松，舒适，更增添了洒脱之感。 　　主席已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沙发上。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白色的打湿了的毛巾，毛主席拿起毛巾擦了擦脸和手。只见服务员小声跟主席讲了句什么，主席轻轻点点头。不多时，小舞台上的乐队奏起了舞曲。在众人目光的集中之下，一个女文工团员，一个经常来跳舞的老同志，走到主席面前，微微倾身，伸出臂掌，作出邀请姿势，主席会意，站起来，与那个文工团员跳起了舞。 　　全场人的目光，像舞台的追光一样，在追随着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 　　小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主席如何跳舞。主席的舞步很大，总是在地板上蹭着，他高大的身躯不怎么灵活地在移动着，像在蹭着地板走步。一边跳，主席还一边与那个文工团员谈天。主席并不像初学跳舞的人那样，总往脚底下看。他显得很轻松，毫不拘泥。这大概是必然的，作为一国之首的主席，有什么放不开呢？一个舞曲演奏完毕，很巧，正好转到为主席设置的沙发那儿，那位文工团员用手往沙发那边一伸——说巧，也是人为安排出来的“巧”。乐队的指挥在处理一段舞曲时，要观察主席跳舞的位置，跳了几圈之后，指挥要让乐曲停得恰到好处，也就是正好主席转到他的沙发那儿时，舞曲也自然结束。

半个小同乡（2）

　　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停在了主席的沙发那儿，女文工团员用手往沙发那边一伸，主席便走向沙发，坐下来休息了。

　　小孟观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主席，仿佛要尽量从他身上发现出些秘密来，但看着看着，那种神秘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主席是领袖，也是个凡人呢。他不也在说，也在笑，也在随着广东音乐的舞曲，一步步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地走着跳舞吗？

　　又一首舞曲开始了，是欢快的《喜相逢》。主席侧脸，好像突然发现了小孟，他对她笑了。小孟也在意识到的一刹那间，向着主席报之一笑，有点尴尬，有点生硬，有点不自然。她太没有思想准备了，但机敏的小孟毕竟看出了主席的意图。她的感觉，她的判断是绝对准确的，她慌忙站起来，向主席面前走去，做出了请主席跳舞的邀请动作，也学着前面那个老同志的样子。主席笑着，微笑着站起来，拉住了小孟的手，同她向舞场里走去。这时，小孟真有点手忙脚乱了，刚刚消失了的神秘感又升腾起来，刚刚平静了的心又猛烈地跳动起来。她慌忙上阵，不知该怎么跳舞，什么节奏、音乐、舞步，都成了模糊的一片。她不知该进哪只脚，该向哪一边转。此时的小孟有如腾云驾雾，晕晕糊糊。主席依旧对她微笑，已经看出了她的慌乱。主席轻轻松松地对她说：“小同志，别紧张，你的舞步不错嘛。”

　　跳着跳着，小孟又逐渐感到轻松了。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再紧张的情绪，也不会永远持续着，这大概是人体的自然规律。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什么地方人？”

　　“是湖北武汉。”

　　“噢，湖北，一湖之隔，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

　　……跳舞，闲聊，小孟感到主席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主席的亲切自然驱散了小孟的紧张、慌乱感。

　　就这样，她和毛主席认识了。

　　之后，小孟几乎每周都要去中南海参加舞会，每次都要和主席跳舞，主席总是亲切地称她半个小同乡。

　　小孟开始在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了。她的单纯、机敏、活泼，她充满了稚气的发问，常常引得主席开怀大笑。

　　“主席，您嘴巴下面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

　　小孟望着主席，笑眯眯地说。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听了小孟的回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

　　“什么？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九头鸟可厉害呢。”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小九头鸟很厉害啦。”

　　“我可不愿意当九头鸟，我不愿意人家说我厉害。”

　　“噢，还有这么大的顾虑？我可愿意当个九头鸟呢，只是想当而当不上噢。”

　　“我觉得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小孟又转了个话题。

　　“黄鹤楼？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提到黄鹤楼，主席显然是想起了他写的那首词，脱口便吟了两句。

　　主席和小孟交谈着。武昌鱼的鲜美，孝感麻糖的甜香，东湖的美景，龟山蛇山的故事，武当山的传奇……毛泽东都是那么了解。那熟悉的神情，仿佛是在谈论自己家乡屋前的水塘、屋后的翠竹一样。

　　小孟在主席面前显得很少有框框，稚气十足，又妩媚动人。她脸颊上经常出现的，似乎特意酿成的小酒窝，更增添了她的娃娃似的可爱。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总有一种探索的神情。

　　主席对新来的小同志很喜欢，而对他的半个小同乡——孟锦云，尤其喜欢。

　　渐渐地，这些小同志，已取代了那些老同志。

　　中南海的舞会，仿佛是一座桥梁，联系着这些文工团员和中南海里的大人物们，周复周、月复月，年复年。

 　“一号问题”(1)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天翻地覆。一切常规早被打破，中南海的舞会也渐少至停。

　　小孟和她的伙伴们，此时正是十八九岁，风华正茂的年龄，早晨八九钟的太阳。他们自然是激流勇进，自然是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小将。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而解放军又要学空军，这同林彪叶群对空军的特殊关怀不无关系。而空军文工团又是宣传的喉舌，众目所瞩。那些年轻的文工团员们左右着空军文工团的大革命，甚至左右着整个空军的大革命。几名小将们的言行，有时甚至能预测着运动的发展方向。

　　“刘少奇看了《江姐》后，说江姐可以死，为什么不可以死呢？”一个小将这样传达着。

　　围绕着江姐的“死”与“不死”，小将们传出的消息，展开了一场场大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竟然公开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毛主席说支持我们红旗造反团。”一些小将这样宣传。

　　“毛主席说红旗造反团是黑旗造反团。”一些小将这样驳斥。

　　于是两派打得人仰马翻。

　　一个普通女文工团员、无职无权的舞蹈演员，只因她是通天人物之一，1971年结婚时门庭若市，来送礼祝贺的人，竟然挤不下宽敞的小礼堂。贺喜小汽车排满了同福大院，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几百米之外。叶群、吴法宪……纷至沓来。

　　文工团早已分成两大派。一派名曰“硬骨头革命造反团”。一派称为“红旗革命造反团”。两大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红旗”造反团，一举砸烂“硬骨头”造反团，砸牌子，抢大印，天Ё地覆。

　　“硬骨头”——被“红旗”称之为“臭骨头”的小将们感到十分迷惘：党啊，你在哪里？毛主席，你老人家可了解我们的心意？

　　小将们迷茫，老将们自然看在眼里，老将们把小将悄悄叫到一旁，悄悄出主意：“你们不是去过中南海，去过毛主席那儿吗，现在为什么不去？”这一语真是道破天机，迷津指路。小将们立刻恍然大悟，心领神会。

　　1967年的元旦刚过，小孟和四个原来经常去中南海跳舞的小将们，走在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眼望红墙，自从1966年8月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他们已Ё有好长时间没来中南海了，每周三、六的舞会，早已停止，革命时期，哪能按部就班。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眼下日理万机，能见我们吗？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啊，试试看吧。

　　小将们来到中南海西门，向显得十分威严的门卫战士说明来意：“我们要见毛主席。”要见毛主席？谈何容易，战士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她们。看着这几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兵，卫兵也感到新奇。

　　“我们有重要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认得我们。你不相信，往里打电话问问。”

　　卫兵被纠缠得实在没法，只好派人往里打电话请示，不到十分钟的工夫，里面传出话来：“主席同意见。”

　　小孟和几个伙伴，由警卫人员带领，进了毛主席的客厅。没有想到，毛主席已在等候她们了。

　　在毛泽东不断被神化的年代里，她们能与主席见面，那仿佛是发生在天国里的事情。她们觉得，此时的主席不再是春藕斋里跳舞的那个主席，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聊天，随便说说笑笑的那个主席了，她们和当时全国人民的感觉一样，主席是统帅，是舵手，是党的化身，是红太阳……

　　“主席，您好！”

　　“好久不见了嘛，你们都是空军的小同志吧。你是小板凳，你是田大头，你是小孟，我的半个小同乡，我没有说错吧？”

　　“主席，您的记性真好，您说得都对。”

　　“我们找您谈我们团里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个小将大胆地开了个头。

　　“噢，找我谈文化大革命，好啊，那就谈谈看。”

　　“我们团里阶级斗争太复杂了，我们那里有个反动组织，叫红旗造反团，实际上是黑旗造反团，里面有不少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

　　“他们镇压革命派。”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

　　“他们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派！”

　　“我们那里的牛鬼蛇神太猖狂了！”

　　“革命派受压。”

　　小将们七嘴八舌，恨不得一口气把全部要说的话都说完。小将们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兴奋，有人甚至流着眼泪。

　　毛主席静静地听着，不言不语，安之若素。他拿起一支烟，掰成两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然后又拿起打火机，把香烟点燃。然后才慢慢地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嘛，我看你们团里没有那么多的坏人，还是好人多。”

　　毛主席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呢，要团结大多数人嘛。”

　　小将们听了之后，并没有完全平息他们的激动之情。

　　“我们团里确实坏人不少，他们骂我们是保皇狗。我们就是要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看你们这些小同志，很有革命热情。你们空军里的事情，可以去找叶群同志。”

　　主席说着，顺手从茶几上的笔筒里，拿起一枝红杆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五个名字。他一边写一边嘴里还念叨着。写完之后，又数着人头，念了一遍。然后在几个名字的下边，又写下了三个字：找叶群。写到这儿他将笔放在一边，并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叶群，当时的林办主任，职务不低，能量更大。林彪深知军权的重要，要抓军队，不能不先抓空军。他们和空军有着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难怪儿子成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叶群是林彪此时的得力助手。当时的局外人也许还不完全清楚，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早已对她俯首贴耳了。

 　“一号问题”(2)

　　毛主席的一张普通的纸片，却有着无比的威力，通过秘书，送到叶群手里。叶群如获至宝，真是天赐良机，抓住空军的好机会。主席的手书啊。

　　在京西宾馆的一间不太大的会客厅里，叶群会见了五个空军来的小将。单纯至诚的小将们深深为之感动：叶主任啊，我们可找到了党。

　　“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都是左派嘛，我们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空军，吴法宪，吴司令，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要相信他。你们空军的腿长，最有灵活性，林副主席都相信你们。你们有事找吴司令商量，我是支持你们的，林副主席是支持你们的，我代表林副主席向你们问好，并通过你们，向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

　　“我们一定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回团之后，好好干革命。你们这些左派，也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干革命。不管是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造反，造反有理！”

　　“我们一定不辜负叶主任的教导，感谢叶主任的关怀。”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回去之后，对谁都不要讲，你们来我这里了。这是机密，否则坏人会钻空子，懂吗？”

　　叶群又把她早已准备好的珍贵礼物——毛主席像章，一一送给几名小将，小将们能得到叶主任送给的毛主席纪念章，高兴得连声道谢。

　　从此，叶群的手直接伸到了空政文工团，伸到了空军。

　　五个小将中，小孟更为单纯，幼稚。她回文工团的当天下午，就把叶群接见小将们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她哥哥也在空政文工团的舞蹈队，既是舞蹈演员，又是创作人员，他参加了“红旗造反团”，并是个十分活跃、立场坚定的人物。他与妹妹正好是两派，但他们毕竟还是有兄妹之情，哥哥爱护妹妹，妹妹关心哥哥。

　　当然，小孟之所以把叶主任接见的情况向哥哥说，还有另一层意思：你看，叶主任都支持我们了，你还不赶快转弯，赶快反戈一击，你这么干下去是危险的。她哥哥听了这个情况，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很快又把这一绝密消息传给红旗这一派的战士，尽管在传播这一新闻时，都说要绝对保密，但这是绝对保不了密的，叶主任接见小将的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文工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很快传开了。

　　五个小将中的头头找小孟谈话：“你把什么都告诉给你的臭哥哥，叶主任讲了，不许说，你为什么还要说？”

　　小孟承认了错误，但祸从口出，承认错误又有什么用？那个头头已把小孟看成了异己分子。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早在叶群接见小将们之前发生的。吴法宪曾让文工团的主要领导把经常去主席那儿跳舞的几名小将召集在一起，要她们把去主席那儿的情况汇报一下：主席说了什么话，喜欢听什么歌，什么戏？健康状况如何？吃什么药？到哪儿去？生活习惯？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都要向组织汇报。当然那位领导说，这是为了能更了解主席的思想、生活情况，才能更好地为毛主席服务，为毛主席组织节目，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几个小将确实照着做了，她们尽量回忆着在主席那儿的所见所闻，一边回忆，一边用笔写下来。就这样，她们每个人都写了几大篇。据说，在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前夕，就有一名小将借着去主席那儿玩的机会，偷偷把主席吃的药，拿了两片，送给于新野，以备化验，了解主席身体状况。当然，这件事是在九一三之后，那名小将被关押，自己交代了出来。

　　小将们回忆的材料，都由领导交给吴法宪，由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再交给谁，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对于让小将们回忆情况，写成材料的事，单纯的小孟当时也认为这是领导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为毛主席服务。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叶群接见她们之后，由于她泄密，她很明显地已被排斥在骨干分子之外了。“硬骨头”这一派不信任她，她有一个“红旗”的哥哥，都是她转向的原因，她的观点逐渐地转到了“红旗”这边。

　　1967年的年底，小孟跟哥哥谈起了文工团领导让她们写毛主席那儿的情况的事。她这时已经对这件事有了些新的看法。

“一号问题”（3）

　　小孟的哥哥听了她讲的情况，敏感地认为：这种做法，不是想通过小将们探听主席的情况，了解主席的动向吗？这可是严重的问题，必须向上，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

　　于是，小孟讲情况，她哥哥就把这情况写成了材料，并一式两份。一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妥善保管，另一份，密交蒯大富，由蒯转给了江青。当时，他认为转给了江青，就是转给了主席。

　　但万万没想到，善良的人们往往总是吃亏在这没想到上，这份材料竟落到了叶群手中。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和叶群早已勾结在一起，她们沆瀣一气。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

　　叶群看了这份材料，大吃一惊，深知这一材料的严重程度，若这材料果真转给主席，那可是大事，敢于探听主席的消息，该当何罪。赶紧采取措施，早下手为强，事不宜迟。

　　不久，大约是1968年2月份的一个夜晚，小孟哥哥家被抄了，他们翻箱倒柜，最后从箱子里拿走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小孟哥哥写的那份揭发材料。

　　第二天的清晨，小孟的哥哥被带走，进行群众专政，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文工团女头头小李走进小孟宿舍，以严肃的神情对小孟说：“孟锦云，空军首长找你有事，你到团部来一下。”小孟随着那个头头来到总团办公室，一进门，觉得有些奇怪，怎么？是空军保卫部的保卫干事。保卫干事出示一张逮捕证，并说：“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被捕了，你赶快签字！”

　　小孟吓蒙了。她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啪！啪！”两个耳光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那个二十几岁的革委会的头头小李，打了小孟之后，还气得咬牙切齿：“孟锦云，你反动透顶，你反对毛主席，你罪该万死！”

　　她被推上了小汽车。她被关进了监狱，名副其实的铁窗大牢。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度日如年的时光啊，她不知该怎么熬过。

　　几个月过去了，她开始被允许在外边劳动改造，下地、种田、拔草、拉犁……她这时感到，比蹲牢房的日子强多了。虽然她仍是囚犯，但毕竟见到了天日。

　　有谁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半个小同乡”啊。可她不能诉说这一切，说也没有人听没有人信。

　　一年之后，她又被送到外地，送到西安大力农场劳改。之后，又被送到甘肃兰州，在一个军工厂里做小雷达。这时，她可以写信了，但也只是给文工团的革委会头头，那个从宿舍把她叫走的女头头小李。这是厂领导根据上面传达的指示来定的。她每封信，无非是写自己认罪的情况，向组织，向领导汇报自己改造的现状，但就是这样的信，也要先给厂领导审查之后，由他们代发出去。文工团的人，都知道孟锦云是“现行反革命”，已被逮捕，但谁也不敢打听详情。

　　空政文工团的革委会头头们公开地、郑重地宣布：孟锦云的问题是文工团的“一号问题”，不许问，不许打听，因为绝对不能扩散，谁讲她的问题就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就是作反面宣传，就是攻击毛主席。孟锦云的问题，任何人不能重复，谁重复，谁打听，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当时小小的文工团，被抓捕的竟有七八个人，被叶群专政的达三十人，但大家都知道，唯独孟锦云的问题与众不同，是“一号问题”。

　　几年来，与世隔绝，信息全无。家人不知她的所在，她更不知家人的状况。

　　有一天，那个女头头给她来了封信，说她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考虑到她改造态度还比较老实，所以提早解决她的问题。又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把她拉走了，把她送回了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涿县。尽管她的问题已宽大处理，已做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她不能进北京，更不能回文工团，原因还是：孟锦云的问题不能扩散。

　　她在涿县也只待了几天，只允许她依旧在空政歌舞团的哥哥嫂嫂去看望了她。

　　她被悄悄地送出了北京，送回了她的家乡——湖北武汉。组织上决定恢复她的军籍，并补发了她几千元的工资。由武汉军区负责安排她的工作。

　　就这样，从1968年春天被关押1973年的春天，她才结束了监狱劳改生活，整整五年的时光。

　　很快，小孟被分配到武汉一个军队医院，做了护士。她，由一个舞蹈演员，成了病人的护理员。

　　回武汉时的小孟，已是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了。她以她的天生丽质，以她秀美的容貌，亭亭玉立的身姿，她可以让不少男子为之倾倒。但对她政治问题的含糊其辞，足以使许多人望而生畏。但裴琼，小孟那个医院的一名政工干部，他看到了小孟的档案。他们相爱了。他们结婚了。小裴，带着勇敢，冒着风险；小孟，带着欢喜，顶着艰难。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他们按照常规生活。许多问题使她疑惑不解：为什么我的问题一下子得以解决？为什么说我没有问题，而又不让我回文工团，为什么武汉医院的领导再三强调，对谁也不要讲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为什么和我同时参军的人定为二十二级，而只给我定二十三级？

　　一系列的问号，一个个疑问，使小孟得出结论：我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她毅然决定要上北京，找空军党委，找总政的负责人，问清她的问题，问清她的结论，要重新审查。

　　在北京，她偶然见到了一个和她同受审查的女友小丽。而小丽恢复自由后，已见过了毛主席。

　　有一次，小丽又来到了主席身边。她向主席讲起了孟锦云，讲起了孟锦云的遭遇。毛主席毕竟没有忘掉她的半个小同乡。

　　“小孟能不能回北京？”

　　“当然可以，这么大个北京，盛不下我的半个小同乡！”

　　“小孟能不能回空军文工团？”

　　“可以嘛！”

　　“小孟能不能回文工团跟我们一起跳舞？”

　　“可以，可以嘛！”

　　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可以”。

　　听了这些，小丽心里有了数，她认为可以想办法找小孟来。

　　当那个女头头去见毛主席的时候，主席竟主动提起：

　　“听说你们空军抓了孟锦云，赶快放人，她没有过错嘛，她告吴法宪有什么错？”

　　这就是小孟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一切，小孟是不得而知的。

　　当小丽与主席有了前面那段关于孟锦云问题的对话之后，不几天，就像命运有意的安排一样，小孟竟神话般地来到了小丽的面前。

　　小丽向小孟讲述了分别后的一切。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小孟在监狱里受苦，她在狱外受难。她下放农村，监督改造。

　　然而，这一切毕竟过去了。她和她都成了自由人，而且小孟的女友，还成了主席的客人。

　　女友同小孟商量着去见毛主席。

　　“主席会见我吗？”

　　“我带你去试试。”

但是也不免有一些品行比较端正的男生，他们虽然是一个正常的男生，有着自己的欲望，并且在这方面的欲望还比较强烈，但是他们向来能够控制的好自己，不会让自己轻易的和别人发生关系，也不会因为欲望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情。

　　看来，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只要方向对头，跨一步就够了，足够了。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1)

　　1975年的5月，初夏，天气骤然热起来。中南海的红墙外边，显得十分静谧，路边的树丛、草坪早已披上了嫩嫩的新绿，月季花，如霞似火。

　　在府右街右侧的人行道上，走着一对穿军装的姑娘。一个是端庄秀丽，具有北国姑娘的健美，穿着空军衣服。一个是俊俏飘逸，具有南国姑娘的秀媚，穿着陆军衣服。她俩，默默不语地，急匆匆地向中南海北门走去。

　　这就是小孟和她的女友小丽，那个穿陆军衣服的是小孟，那个穿空军衣服的是小丽。

　　小孟此时的激动、兴奋，不亚于第一次进中南海跳舞，但又不同于那时的心情。十几年过去了，她经历了风风雨雨，她已不再是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如此复杂??历使她此时的心情要复杂得多：“主席会见吗？不见又该怎么办？我见了主席，该说些什么????”

　　女友小丽显然平静得多，毕竟是常来又常往。

　　在北门，往里打电话，警卫人员接电话后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很快送到张玉凤那里：“小丽和湖北来的孟锦云要找张秘书。”

　　张秘书看了条子，她很明白见她的意思，见她干什么？还不是要见毛主席。她很明白，找她就是要找毛主席。张秘书告诉主席有人来看他，他点头同意。

　　小孟和女友怯生生地向里面走着，她们进去了很长一段，看见了一个大铁门。她们进了铁门，穿过几道廊子后，来到了主席的卧室。

　　1967年至1975年，八年的时光，小孟终于又来到了毛泽东的身旁。

　　毛泽东，一代人杰，他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八年来，他经历了多少国家大事，他又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红卫兵小将，许许多多的来客友人。八年前，他接触的人更是无法数计，然而，在记忆的仓库里，仍有小孟的一席之地。

　　小孟在他面前的出现，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这就是十几年前在舞会上认识的那个被自己称为半个小同乡的姑娘啊，她已有八年不来这里探望。

　　小孟上前，兴奋地向主席问好。

　　“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下冒出了这样一句。

　　主席拉着小孟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又用手抚摸着小孟的面颊，在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主席此时正患严重的白内障，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也是视线微弱。但此时，他的眼睛仿佛清楚地看见了眼前的小孟。小孟，还是八年前的那个纯洁而爽快的姑娘啊。

　　“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这个反莫法平噢。”

　　“我怎么不想来，只是来不了啊。”

　　小孟不顾一切地诉说了自己的遭遇，从办学习班，到蹲监狱，到劳改，到回老家，到干了护士……一一诉说。

　　毛泽东听着，那么认真地，一直拉着小孟的手，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再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坦率真诚的小姑娘，怎么会打成反革命，竟然在监狱里蹲了三年。她还稚嫩的心啊，怎么能承受如此重大的折磨。

　　毛泽东，一代政治巨人，他天性喜动而多情。他一旦决定了事情，不容易改变，他一旦动情了的事情，也会表现得顽强执著。

　　“你不要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小孟被主席这突如其来的果断决定，弄得将信将疑，留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怎么可能？我行吗？我够格吗？主席说的话是真的？她迟疑着，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这确确实实是主席说的，就是面前这个显得那样慈祥，那么富于同情之心，那么富于人情味的老人说的。但不知为什么，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回答。“我是找您来平反的，我的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

　　小孟没有回答主席当机立断作出的决定。毛泽东也不需要她的回答，他很知道他的话意味着什么。

　　“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朋友。”

　　事情往往很简单，就这样，小孟进了中南海，留在了主席身边，成了主席身边的一名医护人员，成了主席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2)

　　这是1975年的5月24日。

　　小孟的一号问题，从此告终。尽管人们仍有疑惑，但无论哪一级的领导已不再追究。

　　进中南海的第二天，小孟和主席聊天。

　　“主席，我这么匆匆地来，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来，我想请几天假，去拿我的衣服。”

　　“看来，你在我这里还是不安心噢。在我这里工作，是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看书管够。你的衣服可以在这里做。我出钱。”

　　小孟听了，也顽皮地对主席说：

　　“您可真大方，我原来的衣服放在武汉，不也浪费了吗？要不然，我让小裴给我送来吧。”

　　“这倒也是办法，你这个孟夫子，要不是你的档案里放了黑材料，你还不来看我呢。一去就是八年啊，看来档案里还是放了黑材料好。”毛泽东也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

　　“您怨我有什么用，您这么大一个领袖，能想来就来吗，您要早叫我来，我不就来了吗。”

　　“是啊，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环境，中南海的红墙把你挡住了。”

　　小孟进中南海，到了毛主席身边的事情，很快地传遍了空政文工团的上上下下。

　　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谜，受迫害的人何其多，去中南海做客的姑娘何其多，为什么唯独小孟留下了？

　　小孟在主席身边工作之后，很少回家来。每周有一天回家，也是来去匆匆，多少亲朋好友都想去看看她，都想从她那儿得知点滴机密，但谁都不敢去打听，不敢去问，大家都知道这是慎之又慎的问题。

　　几个月过去了，虽然，小孟也知道，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本身就意味着彻底平反，但她心里依旧时时不放心自己的平反结论。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几年的监狱、劳改生活，使她不得不多方面，不能不更久远地去考虑问题，现实使她的头脑复杂多了，无数事实教育了她。

　　有一天，她还是对主席讲了自己的愿望：

　　“主席，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要做个书面结论才行，光您说了，谁能证明。”

　　“孟夫子，还在耿耿于怀吗？倒也是，空口无凭。不过，我的历史上，也曾被扣上过不少帽子，挨整比你挨得还狠呢，鬼都不上门，没有人给我平反，那些帽子早不翼而飞了。”

　　“您是您，您是主席，我是什么？多少年之后，再算旧账，我可受不了。”

　　“这个好办，找汪东兴办就可以嘛。”

　　果然，小孟找了汪东兴。不久，小孟就收到了汪东兴转给她的书面平反结论。 对于孟锦云同志的平反结论

　　原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孟锦云，女，1948年生，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9年入伍，1964年入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孟锦云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曾向中央首长写信揭发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搞的阴谋活动，并对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捏造罪名，于1968年3月9日将孟锦云同志逮捕。1969年6月7日，原空政部党委根据空政文工团革委会的报告，报经吴法宪批准，将孟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兰州军区空军农场监督劳动，后转至兰空高炮雷达修理所，直至1973年1月，近五年时间。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叶群、吴法宪对孟锦云同志的政治迫害。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现决定撤销原政治部党委1969年9月7日的报告，给孟锦云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团的生活，分配工作，过去凡整了与本结论不符的有关孟锦云同志的一切材料，予以清理，一律作废。

　　 空军政治部党委

　　 1975年8月13日

　　在空军政治部党委的落款上面，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委员会”的红色印章。

　　这是一份郑重其事的平反结论。

　　又过了几天，就在中南海的湖边上，一个环境极为幽雅的地方，汪东兴、张耀祠、孟主任、孟锦云，四个人在一起，烧掉了一份材料。

　　随着一把不大不小的火的燃烧与熄灭，小孟成了历史清白的人。

　　一个人的历史，一夜之间中国真实灵异事件绝密档案，甚至一瞬间，也可以改变。